徐钦琦 2007年11月16日 15:25
1986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第3版，刊登子周田槐先生的一篇小文章，题为“请对攀登者扶一把”。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63年2月14日，美国白宫举行一个盛大的授奖典礼。受奖者是著名科学家冯•卡门。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患有关节炎，当他走下领奖台的台阶时，总统肯尼迪上前扶了一把。老头子却把肯尼迪的手一推，说：“尊敬的年轻的总统阁下，您应该懂得物理学的常识，凡是一个物体向下跌落时，是不需要任何扶力的，只有上升的时候才需要帮助和支持。”
冯•卡门的话很发人深思。当一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向上攀登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诸如工作条件的缺乏、家庭生活的难处，还有嫉妒者嘲讽、社会上的流言，以及来自明处或暗处的压制、打击等等。而一旦闯过难关、功成名就之时，原来嘲笑、压制的人可能会换一副面孔，各方送来的是鲜花、掌声和奖金。需要人扶的时候没人扶，不需人扶的时候倒有人捧。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不利于人才的成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把它倒过来，尤其是各级领导，有责任在攀登者艰难的时候上去扶一把。
刘后一先生当时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的编辑，又是科普杂志《化石》的主编，但却是一位“对攀登者扶一把”的大好人。对于这一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
1975年我转向“冰川问题”研究。1977年初，我完成了转向后的第一篇论文，题为“关于冰期成因问题的探讨”。文中我提出了一个新观点：“由于ε的大波动，造成了地质历史上大冰期和非冰期的交替。由于ε的小波动，造成了大冰期中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其中ε是地球的黄道倾斜，现在ε约为23.5°。1977年5月9日，我把此文投给了《地质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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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年初，我完成了转向后的第二篇论文，题为“恐龙为什么能在古纬度75°的地方生活?”文中我又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恐龙能在古纬度75°地方生活的必要条件是ε≤15°。”这篇论文是我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孔昭宸合写的。我们把此文交给了刘后一先生，即投给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编辑部。
当时我和孔昭宸都是学术界的小人物，我们的论文遭退稿乃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刘后一先生不但录用了我们的论文，而且还提前于当年(1978)的第4期学报上正式发表了，使它成了我转向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在1979年7月，《地质科学》也正式发表了我的“关于冰期成因问题的探讨”一文。1980年，我的转向后的第三篇论文“气候演变的周期性与黄道倾斜的关系”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又发表了。这三篇论文组成了一个“三部曲”。它们问世的时间分别是 1978、1979、1980年。
1981年，我从国外的刊物上获悉：原来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杰克•沃尔夫教授与我具有几乎相同的观点。他的根据也与我几乎相同，即依靠白垩纪和早第三纪高纬度地区的古生物化石，他发表的论文也组成一“三部曲”。它们问世的时间分别是 1978、1980、1981年，也与我几乎同时。从1981年起，西方学者便开始正式引用我的观点。
到1982年，我陆续知道，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常常会出现“不谋而合”的观点。事实上，除了美国的沃尔夫教授和我外，澳大利亚的地质学家威廉姆斯教授和古生物学家道格拉斯教授都和我们一样，持有相同的观点。
如果当年刘后一先生把我们的论文给退稿了，如果《地质科学》编辑部也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的论文被推迟几年发表乃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真的出现那样的情况，那么有人就会讲：“你们的观点都是从西方的杂志上抄袭来的！”到那时，我们可真是有口难辩了。
值得庆幸的是刘后一先生以一个普通的编辑的身份，及时地扶了我们一把。《地质科学》编辑部和有关的审稿者也及时地扶了我一把，才使我的三篇论文与西方学者的论文几乎同时发表。我今天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西方学者与我们的观点乃是“不谋而合”的。
上述事例表明，刘后一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普作家，而且是一位“伯乐”式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