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兰坡 2008年01月04日 08:29
卞美年先生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由他的老师巴尔博(G．B．Barbour)教授介绍到当时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即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我考取地质调查所练习生后被分配到该研究室。我们于1931年4月间同日同时到东单北大街安公楼(即从前协和医学院预科)186号去上班。
我俩对这里的人谁也不认识，屋子很大，只有3个办公桌，当我走进去时，绘图员王少竹和我打了一下招呼，正要谈话的时候卞美年走进来了。彼此作了介绍，随便谈了一下这里工作情况。实际上这也是我和卞先生最关心的问题。约10点钟，杨钟健和裴文中两位先生也来了。我们彼此预先都不认识，自己作了介绍。杨先生告诉我们：“你们到这里上班，先了解一下情况，认识一下在此工作的人，过几天再和裴先生去周口店。”
没有几天，大约4月下旬，裴文中带着我们和王存义先生去了周口店，住在刘珍店。这原是一所骆驼店，据说房子比先前住在村北头的一座旧庙里宽阔多了。但房子太陈旧，北房3间，在靠西边的那间，裴、卞和我在炕上架起3个行军床就是我们坐卧的地方。而且耗子很多，夜里跑来跑去，搅人安眠。
我对周口店发掘工作非常感兴趣。我是“研究”行列中地位最低的一员，杂七杂八的事都得干，但我一有闲暇，就去发掘。当时最令我高兴的是，手中的小钢钩，挖入士中，不知能挖出什么来。也许是个猪牙、牛齿，或者是件石器。我有一个办法，不懂就向人请教。对这门学科知道得越多，对它的兴趣也就越大，直到迷恋不舍的程度。
我得到卞先生的帮助很多。当他得闲的时候，就叫我和他一起到附近一带去看地质。我首次学习的地质年代表还是他到周口店不久教我的呢!我俩一起沿山顶顺坝儿河北行，直到车厂村为止，再返回来整整 10公里，边行边讲；有时围着周口店村以东的太平山转，到房山县城后方绕着南山坡回来。在他的指引下，我学到许多过去不知道的知识。当然，我也从书本上学，叶良辅著《北京西山地质志》(1920年，地质调查所《地质专报》甲种第1号)就是在杨、裴、卞三位先生辅导下，最早学习的一本有关“地质学”的书。
卞美年知识面很广，所以他的兴趣当然也不会限于周口店发掘工作。当1935年裴文中要到法国留学读博士学位时，我坚决拥戴卞来接手，我曾发出誓言“鼎力相助”。他却说：“我不愿玩骨头，愿搞经济地质”。在周口店他也注意老的材料。比如第3地点之东附近的第12地点，时代他认为则较老。地点不大，周围的石灰岩已被石灰窑剥去，露出红色堆积物，其中有化石。我们初到周口店时发掘地点在鸽子堂。其中靠北壁为很厚的灰烬，可分为上下两层，即石英1层(Q1)和石英2层(Q2)。内含石器和动物化石甚多。每天要挖几抬筐抬到刘珍店整理。惟有龙骨山南侧的第12地点，只有卞美年在那里1人发掘。光着膀子还满身汗水流个不停。有时我去帮他点忙。
卞美年不仅在周口店作了大量工作，由于他的知识面很广，还经常外出进行地质调查。
下面就是他调查的很好例子：1933年除周口店的工作外，还会同钱尼 (P．T．Chaney)到山西省太谷、介休、绵山，认为那里的剖面像个大峡谷；同年又调查了黄河从风陵渡到三门峡一段地质，并进行了有关标本的采集工作。 1934年同巴尔博等作秦岭调查。1935年进行甘肃皋兰、永登调查。1936年在翁文灏所长推动下，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平克理(Pinkuly)合作赴菲律宾和澳洲进行地质调查。1937年春，我和杜林春同他到云南发掘富民县河上洞。我因要主持周口店工作，提前乘中德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西安，再乘火车返平。卞和杜接续在云南调查和采集。他们首次在云南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石器迹象。
1937年11月间他和杨钟健一起南下工作，到天津时曾给翁文灏所长去电报；翁令他二人到长沙上黎家坡等候消息。这时自北平南下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少，如李连捷、李悦言等均已离平。他们有的在云南昆明瓦窑村，后去者由于云南昆明办事处撤销，人多归并到重庆北培。北平市虽被日本侵略军侵占，但和重庆北培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来往信件有时还可以收到。去信在信皮上只能写“四川巴县北培”。日美战争尚未开始，来信只要写“北京协和医学院”尚可送到。珍珠港事变之后，音信全无。1939年，听说他的夫人罗文湘(即黛石)女士自北平南去找他。1940年，卞到甘肃酒泉石油矿工作。还听说他们夫妇于1946年去了美国，卞作了美国一家石油公司的地质师。
1971年卞美年奉母命，携妻由次子里仁陪同前往台湾省石油公司任地质顾问10年。最后又回到美国颐养天年。我们自1937年分手之后，从未得一见，由于彼此失去了对方的地址，也失去信函来往。我们得到恢复联系的机会，还是我首次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时，由该所所长郑德坤先生那里得到了卞美年在美国的地址。我给卞美年写了信。信是他的夫人罗文湘女士首先见到的。她高兴地大喊：“贾兰坡来信啦!”
虽然恢复了联系，两三年后，卞美年又给我来了封噩耗，说她的夫人“因患癌症，已病故”。他卖了汽车、房子，搬入了一家公寓居住。
1986年4月我首次应美国史密森研究院的邀请，访问美国多所大学，当飞机在旧金山降落，卞美年和何传坤先生到机场来迎接，他俩到我住的饭店同吃同住，一起畅谈往事，兴奋得不得了。后来我又到他所居住的公寓再次相聚，回忆往事，仍感有说不完的话题。
同年9月，他由里仁陪同来到中国，由我夫妇陪同到各处旧地重游。
卞美年和我在一起逗留年深日久，彼此也谈过家常琐事。他原是江苏仪征人。祖父在清末作过安庆巡警道道台。外祖母是李鸿章之兄李瀚章的孙女。因父亲卞白眉在上海参加革命党，入了巡警道的黑名单，幸而得到祖母的通知，携誊属逃到日本轮船上才得幸免于难。后来由日本又到了美国。1908年5月25日卞美年在罗德岛出生。他幼儿时随父母回到中国。父亲在中国银行工作，后升任天津中国银行分行经理。我们在 30年代使用的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发行的钞票上，还有他父亲用英文签的字。
像卞美年这样出身的人，在过去有许多成了吃喝玩乐的“少爷”坯子吧!但他却品德高尚，深受朋友们的爱戴。由于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无论在治学和经济上，从不占人一点便宜。他曾经和我谈过：“我们家里对我们用钱管得很严。成年或大学毕业之后，即得自谋生路。没钱可向父亲借贷，借时得写借据，到时得还清。如果还不了，得由母亲——保人代还。”
他在周口店工作时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为人直爽，决不干那狗苟蝇营的事。所有的人对他的印象都十分良好，皆以友人待之。
但他嗜酒，又好开玩笑。有时由于工作劳累，喝点酒解解乏吧。我记得有一次晚上他喝多了酒，手拿一根木棍，在院子里来回跑，口中还念念有词：“我会捉妖”。这句开玩笑的话，给他惹出麻烦。因为当时工人们也当笑话向亲友们谈他的故事，后来还真有外村人牵着小驴来接他去“捉妖”。他吓得跑回北平去啦。
还有一次我和卞美年与德日进一齐回北平，先坐运煤的火车到琉璃河，后换乘南来火车返回北平。琉璃河车站后边有块空地，空地之后是小饭馆。空地上来往的人很杂乱，有候车的、闲遛的，作小买卖的人很我。因天气较晚，我们也想在此吃晚饭。人群中有人挎着一个大椭圆形漆得锃光的木柜子。口中喊着“烧鸡”、“抽签”。有人哗啦、哗啦地在抽签，有许多人看热闹，德日进坐在桌旁的小凳上抿着嘴笑。此时我们也走过去看。所谓“抽签”就是竹筒里抽出几根比织毛衣的针略短一些的竹签，上面有红黑的“点”，凭多少“点”论输赢。卞走到卖烧鸡人的身旁问：“抽你整个柜子烧鸡多少钱?”本来是句玩笑话，但卖烧鸡的回答：“你给一块钱”(即1块银元)。卞从裤兜中掏出1块钱来，当的一声扔在柜盖上。卖鸡人还真把那块钱揣到怀里。卞也就接过签筒，晃了晃，抽出三根签来，但不认识输赢。可是周围的群众大喊“赢啦!”。卞提起柜子就走，吓得卖鸡的面色刷白，直央告我们：“归还我的柜子吧!我们一家人还仰仗着它吃饭呢!”我说“你真傻，他要你的柜有什用?”结果，留下两只烧鸡，其它的都不要了。德日进一边啃鸡腿，一边喊：“太咸”。我问卞“你是赢啦，是输啦?两支烧鸡只卖五角，你给一元，不是赔了吗!”卞美年啃着烧鸡，一时愣住了。“对呀!一块钱可以买四只怎么才要了两只呢?我赔大了。”
我和卞美年共事七年，从未听他口中吐出一个“脏”字，对别人说过一句“坏话”，毫无欺人之心，道德高尚，为周口店的工作人员所乐道，作人的风范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